这太复杂了。

我们在评判帝国时代的对局的胜负，只能采纳皇帝的标准，准确点说应该是开国皇帝的标准。

朱元璋划定的圈子之外的官吏衙役，一概要算作白员。

为了贯彻这条标准，我们不得不把太监当成公务员，也不得不把平民百姓可能需要的公务员当成白员。

皇帝不肯为百姓掏钱，我们能有什么办法？他是天下万物的总代表，垄断了对错标准的确定权。

我们说朱元璋败于白员，依据的便是他的标准。

当然，朱元璋在自己的任期内发动了几次大扫荡，取得过局部和暂时的胜利，但这是一场持久战和游击战。

我们可以把儒家信条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正式法规看作一种共识，一项边界协定，一条统治集团与百姓之间在长期互动中摸索出来的公认疆界。

我们已经看到，官吏、白员甚至皇帝都乐意侵犯百姓的边界，而百姓缺乏应手的反击武器。

抵抗侵犯主要依靠皇上和大臣的良心，依靠那种&ldo;知其不可而为之&rdo;的儒家式的迂阔和梗直。

这未免过于软弱单薄了。

既然无法借用民间力量构筑利益对抗格局，好皇帝和好儒家的良心便陷入敌众我寡的战略态势之中，败局由此确定。

九、大局：淘汰良民假说

白员的胜局又意味着什么呢？复社名士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目睹明朝灭亡，入清后在《壮悔堂文集》&ldo;正百姓&rdo;中写了一段文字，我想把这段文字所表达的思想称为&ldo;淘汰良民定律&rdo;。

&ldo;定律&rdo;需要更充分的论证，不能妄称，这里先称其为&ldo;假说&rdo;。

侯方域的&ldo;淘汰良民假说&rdo;，从百姓的视角展现了白员必胜之局所牵涉的全局。

侯方域说：明朝的百姓，税加之，兵加之，刑罚加之，劳役加之，水旱瘟疫加之，官吏的侵渔加之，豪强的吞并加之，百姓一，而加之者七。

此时老百姓的对策是什么呢？侯方域说，富裕的百姓，争相出金钱入学校；狡猾的百姓，争相拉关系充吏胥。

用这种办法可以逃避七项负担中的两项。

这里需要解释几句。

按照明朝的规定，州县学校的生员（俗称秀才）和胥吏可以免除赋役。

生员是官员的后备军，官员食税而不纳税；胥吏已经是领伙食补助的服役人，因此不再承担赋税。

于是，这两种身份就提供了针对&ldo;税加之&rdo;和&ldo;役加之&rdo;的避难所。

我们知道，胥吏的身份是可以用&ldo;顶首钱&rdo;买的。

生员的身份同样可以买到，譬如《儒林外史》第三回中的周进，那位每年挣十二两银子的私塾先生，就用二百两银子买了个相当于生员的监生身份。

这种交易实际上包含了避税权的买卖。

不过，侯方域把这两种身份仅仅当成避难所，未免有些消极片面。

生员可以领取国家发的伙食费，大体是每天两升米的样子。

胥吏不仅有工食银，还有种种陋规收入。

这一增一减，对金钱和人力投入来说便是可观的回报。

更何况，加入生员和胥吏队伍也将提高对抗刑罚、兵、胥吏和豪强吞并的能力。

侯方域接着说：现在单说赋役问题。

百姓正在痛苦无告之时，进学校就免除了，当吏胥就免除了。

免除的结果如何呢？侯方域开始进行动态计算。

他说，十个人中逃避掉一人，就要以那一人逃避的份额加于剩下的九人。

百人中逃避掉十人，就要将那十人的份额加于剩下的九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