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卖命问题时，我们没有提及社会环境。

至少有两点环境因素，不提出来便有失公正。

一是地主的租子太重，搜刮太狠。

假如刘某是自耕农，免了租子，就不至于去当土匪。

不过，要求地主不利用争夺佃权的形势取利，又有些不近情理。

大概土改或土地革命的合理性就在这里。

二是政府失职。

按照正式规定，遭遇灾荒，农民去县衙门报告灾情，不仅可以免税，还可以获得救济。

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不作为的官府。

不肯或不能掏钱护住血线，任凭匮乏突破生死边界，制造出&ldo;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rdo;的庞大群体，然后再耗费大笔军费剿匪杀人，这正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却又徒唤奈何的官府惯技。

血线防护的缺失，这是社会制度的重大缺陷。

不守血线的制度，具备了鲁迅所谓的&ldo;吃人&rdo;特征。

在血线失守的社会里，官与匪的界限难以划分清楚，土匪和良民的界限也同样很难划清。

民国初年，严景耀先生到河南省某县作调查，县长向他诉说了这种难处。

县长说，在两年县长任内，他对于灾荒的事件穷于应付。

他说，别处的灾民跑来我县抢走粮物，老百姓就来告他们的状。

可是我无能为力。

因为，首先我知道那些被告并不是土匪而是灾民；第二，我没有那么多的警察和卫兵去抓这些土匪。

即使我抓了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牢房收容他们。

当我说这些老百姓（这些土匪）是捉不完时，他们就控告他们的亲属、叔舅、表兄弟等，并要我去抓他们。

在过去株连亲属是合法的，但是现在的法律是不允许株连亲属的。

于是老百姓就说我包庇匪类，或诬我贪赃纳贿。

第二年，真奇怪，也是个悲剧，我们县到处灾情严重，全县老百姓都去当了土匪。

到处你都可以听到强盗、绑票和暴动的新闻。

我简直没有办法行使我这个县长的职能，因为这些土匪都是不能抓的，而且他们实际并不是匪而是灾民。

在这个故事里，县长和老百姓都遇到了命名的困难。

说是土匪，那些人明明是灾民。

说是灾民，他们又铤而走险，干了谋财害命的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