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权”

、“统支”

、“转移支付”

的结果，理论上是使乡镇政府从“收税政府”

、“吃饭政府”

变为“服务政府”

；国家从“花钱养人”

，变为“花钱养事”

。

但实际上，乡镇政府没有了做为一级独立财政机构可支用的活钱，往往借贷维持，处于“半瘫痪”

状态，并不能提供预想的公共服务。

由此，不少人提出，应该索性将此一级政府裁撤。

然而，如今不是清朝“耗羡归公”

时的双层统治格局，村组干部远不能等同于历史上的士绅阶层，基层社会既非“自治”

也并无“自治”

基础。

果若裁撤乡镇一级政府，国家与农民之间将出现“断层”

，国家政权将“悬浮”

于乡村社会之上，其结果十分危险。

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不能设想，基层社会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如养老、医疗、水利等）能够完全依靠国家“转移支付”

及县财政提供。

40万个乡镇政府是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关节点。

它们一方面代表国家行使权力，一方面扎根基层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维持治安和稳定。

“税费改革”

成功的关键是，一、明确多级政府间事权范围的划分及各级财政支出的职能结构；二、“收”

中有“放”

，为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留出一定的财力和空间，在规范其行为、加强监管力度的同时，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从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实现基层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税费改革”

与“耗羡归公”

本质上不同。

上述两点，在以史为鉴，真正认清中国国情的前提下，应该能够做到。

[1]《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5册，雍正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川陕总督岳锺琪折，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1991年版。

[2]《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册，雍正元年五月十五日湖广总督杨宗仁折；《清世宗实录》卷六八；《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4册，雍正三年二月初八日山西布政使高成龄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