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阎崇年先生借助大众传媒推出的“民族矛盾史观”

，特别是通过百家讲坛取得一夜爆红的巨大成功，必将在学术界形成一种错误预期，认为学者只有冲破学术良知和道德底线，才能越猛越红，越出位越红。

明星的诱惑难免会使更多学者以阎崇年先生、于丹教授为成功典范，把类似“民族矛盾史观”

的学说，一个个制造出来，在个人爆红的同时，也将中国历史和文化经典亵渎得一塌糊涂。

第三，最令人忧虑的是，放眼当今世界，敌对中国的分裂势力，无一不在“民族”

二字上做文章、找话题。

阎崇年先生以清史著名学者的身份，通过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

这个国家传媒强势推出的民族矛盾史观，就不仅是学者个人观点，而是以主流媒体的形式传播给亿万观众，其覆盖面和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种强势传媒覆盖下，阎崇年先生的“民族矛盾史观”

会不会成为某些民族分裂势力的理论依据，令鼓吹分裂者如获至宝、引以为据呢？阎先生年过七旬，学术经验何其丰富，人生阅历何其老到，难道对此丝毫没有警惕和深思吗？

一切话语都有历史语境。

关于民族历史问题，当今各国都极为谨慎。

因为这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而是事关国家民族的统一。

在电视传媒时代，知识分子并不只是文化强势话语的独霸者，而更应是服务于大众、促进民族和谐和国家稳定的文明天使，是能够对人类文明、民族文化和社会和平进步，有所贡献与担当的人。

阎崇年先生遭掌掴事件的背后，透视出的已不是学术自由问题，而是“民族矛盾史观”

引发的民族问题争端及其可能造成的后续效果。

二．“明星学术”

是否混淆历史是非，忠奸之辨？

阎崇年先生遭网友激烈批评的论点，不仅包含民族矛盾史观，而且隐含历史翻案话题。

他提出：

“有人问：吴三桂降清是真降，还是假降？清史界有不同的看法。

……又有人问：吴三桂的历史地位怎样评价？清史界也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意见是，肯定吴三桂的历史贡献，主要是为明末清初中国重新统一做出了贡献。

另一种意见是，吴三桂官于明而叛明，叛明而降李自成，再叛李而降清，最后到老年又反清叛乱，是一个丧失大节的人。

——《明亡清兴六十年》（下），第212页

那么，吴三桂究竟是促进国家统一的功臣？还是出卖民族大义的汉奸？在百家讲坛上，阎崇年先生没有给出最终答案，这实际是掀起了对吴三桂的再思考。

其实，不仅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早已对吴三桂等汉奸作出价值定位；即便是吴三桂卖身投靠的清王朝，对其卖国行径也极为不齿。

就在阎先生反复推崇的“康乾盛世”

，这桩历史是非早已定案。

康熙皇帝称赞与清廷浴血奋战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乃明之忠臣，非朕之叛逆”

。

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帝，则做得更为彻底。

他不仅为袁崇焕平反，更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下诏国史馆修《胜朝殉节诸臣录》，将抗清的明朝忠臣史可法等人赞诩为：“遭际时艰，临危受命”

，“忠于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