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廷龙依照大逆律被剖棺戮尸，庄氏全族和为此书写序、校对以及买书、刻字、卖书、印刷的共70余人被杀，还有几百人充军边疆。

到乾隆中期，形成了一个文字狱□。

1750年，出现了轰动一时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

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

7月，江西千总卢鲁生与守备刘时达合谋，编造了一个指责乾隆帝错误的奏稿，假托是孙嘉淦写的。

卢、刘的意图是借此耸动人心，制造舆论，以制止乾隆帝的首次南巡。

到1751年6月，假奏稿流传到云南时被乾隆帝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开始了在全国范围的追查伪稿作者的活动，结果全国18直省，都在暗中流传，甚至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也牵涉其中。

尤以湖广、江西最多。

到1753年2月，乾隆帝感到再追查下去弊多利少，下令将卢鲁生、刘时达处死，停止追查伪稿，草率结案。

乾隆帝接受了伪稿案的教训，决心大力强化对思想意识的控制。

于是在全国雷厉风行开展查办禁书运动。

所查禁书范围之广、年代之长，是历史上少见的。

从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到48年在短短的7年中，见于记载的文字狱多达五十几起。

这是清代文字狱，乃至中国古代文字狱的空前高峰。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新昌举人王锡侯注改《康熙字典》，因对乾隆帝的名字&ldo;弘历&rdo;二字没有分析颂扬，就被定为&ldo;大逆&rdo;之罪。

巡抚海成奏请将王锡侯革去举人功名，乾隆认为从罚太轻，指责海成包庇罪犯，拟斩监候，布政、按察诸使都被革职。

四十三年，东台县令告发本地举人徐述夔所作诗句中有&ldo;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rdo;，&ldo;明朝期振翮，一举到清都&rdo;等句。

乾隆帝认为其诗有&ldo;兴明朝，去清朝&rdo;之意，下令戮述夔及其子怀祖之尸，并将其孙解京正法，诗集销毁，当地藩司陶易等连坐置重典。

为徐诗作序的已死礼部尚书沈德潜，也被戮尸。

由于文字狱过于严酷，许多文人&ldo;以文为戒&rdo;，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辞不达意，晦涩难懂。

乾隆时御史曹一士曾上疏说&ldo;比年以来，小人……往往挟持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诘诗书，指摘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