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回到国外演说这个话题上来，用自己宽容自己的态。

既然受邀出去，总是要说点什。

既然没有即席演讲的才能，事先写好稿子，出去照着念念，也是可以原谅的，总比装哑巴好。

有人说作家出去代表国家说话，那是瞎扯，那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当然有人要这样想也不是不可。

十几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刚加入了省作家协会，心中兴奋，坐在火车上，将作协会员证摆在小桌子上，夏天，开着窗，一阵风来，把那东西刮出去。

他急了，想跳窗，被大家拉。

我的朋友，哇哇地哭起。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

引得众人前来观看，还以为钱包刮出去了。

后来有人说：别哭了，回去补一个不就行了。

我的朋友说，回去当然可以补一个，但这次人家怎么知道我是一个作家呢？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撇着嘴说：年轻人，别哭。

当年托尔斯泰把作协会员证丢了，就在胸前写上我是作家四个大字，你也可以照此办。

我明显听出来老太太的讥讽之意，从此出门再也不带作协会员证。

这个老太太给我上了一课，让我明白了许多道。

所以我知道了，有的作家出国可能代表祖国，但我只代表我自己，有时候连自己也代表不。

因为我的话需要翻译给听众，翻译能否把我的话翻译得符合我的本意，只有天知。

既然是在国外说话，适度地自我吹嘘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国外的作家都有这嗜。

所以我的这些演讲里有些话，大家也不必当。

话是那样说的，但自己能吃几碗米饭还是知道。

一个写小说的，按说不应该写除了小说之外的其他文字，但迫于人情世故，我也不能免。

将演讲、对谈之类文字结集出版，是不但庸俗而且肉麻的事情，比内裤外穿好不到哪里。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在屁股上贴布条炫耀名牌内裤的作家虽然不是我，但也可以算是。

向格拉斯大叔致意‐‐文学的漫谈&iddot;摇&iddot;摇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文学开始焕发出勃勃生。

当时，文学是社会的热点，作家的工作也受到了大众的瞩。

一个年轻人，只要能写出一篇有点新意或者是触及了社会敏感问题的短篇小说，马上就会成为新闻人物，并由此获得受到人们普遍尊敬的作家称。

这个时期，也是外国文学对中国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时。

截止到目前为止，我想还没有一个80年代后成名的中国作家敢肯定地说他的创作没有受到外国文学的影。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作家长期生活在一个封闭禁锢的社会里，对西方世界的作家们取得的重大成就缺乏了。

进入80年代后，改革开放政策使国门打开，大量的西方作家的优秀作品被翻译成了中文，在西方世界早已轰动多年的许多重要著作，在中国再次引起轰动，强烈地震撼着作家们的心。

在那几年里，中国作家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勤奋地创作着，不自觉地摹仿着，使中国的小说开始摆脱了文学为政治服务这样的咒语般的口号，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心灵的和创作的自。

在西方作家的作品涌入中国之后不久，中国作家的最新作品也开始受到了西方汉学界的关。

与此同时，很多走红的作家也开始频繁地走出国门，开始了与西方的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