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样一部写历史写战争的小说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我认为这部作品恰好表达了当时中国人一种共同的心态，在长时期的个人自由受到压抑之后，《红高粱》张扬了个性解放的精神‐‐敢说、敢想、敢。

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创作的社会意义，也没有想到老百姓会需要这样一种东。

如果现在写一篇《红高粱》，哪怕你写得再野几倍，也不会有什么反。

现在的读者，还有什么没有读过？所以，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一样，每部作品也都有自己的命。

荣获了《小说月报》奖，十分高兴，但听说要写得奖感言，又十分犯。

真是得奖不易感言更不易；不易也要写，为了这个我盼望许久的。

记得当年汪曾祺先生到我们班上来讲课，开首就在黑板上写上了六个大字卑之无甚高论，这句话出自何典我忘了，汪先生当时是说过的，但话的意思还明。

谈到文学，连汪先生这样的大家都说没有高论，如我这般蠢货，只怕连低论也不敢。

不敢有也得有，因为我的《牛》得了奖，因为我很看重这个。

俗话说吃水不忘打井人，得了奖不能忘了我放过的和我追过的那些。

一谈牛，就难免谈到所谓的童年记忆，一谈到童年记忆就难免遭人耻笑，但无论多么聪明的人，只要一耻笑我，就跟对牛弹琴差不多，因为他们的话都是文学理论，而文学理论我根本就听不懂，不是装糊涂，的确是不懂，有好几次我想冒充一下阳春白雪，不懂装懂一下，结果弄巧成拙，让人摸到了我的底细，就像让贵州的小老虎摸到了驴子的底细一。

我童年时期，正逢文革，大人垂头丧气，小孩子欢天喜。

我们那时的一个最大的娱乐项目就是吃过晚饭后到旷野里去追。

当然是月亮天最。

大人们点着马灯在大队部里闹革命，四类分子趁着月光给生产队里干活，我们趁着月光在田野里追。

那时候，就像我在《牛》里写的那样，牛是大家畜，是生产资料，偷杀一头牛是要判刑的，但生产队里根本没有饲糙，革命时期，明年的生产谁还去想？就把那些牛从饲养室里轰出去，让它们去打野食，能活的就活，活不下去就死，死了就上报公社，公社下来验尸后，证明是自然死亡，然后，就剥皮卖肉，全村皆。

当然最欢的还是那些正在掌权的红卫兵头头，这些杂种，比正在挨着批斗的支部书记、大队长还要坏，死牛身上最好的肉都让他们吃。

现在想想，这也是应该的，当官如果没有好处，谁还去当？我们一帮孩子，吃罢晚饭，等到月光上来，就跑到田野里，追赶那些瘦得皮包骨头的。

文革期间，地里不但不长庄稼，连糙也长得很少，牛在光秃秃的田野里，吃不饱，学会了挖糙根啃树皮，还学会了用蹄子敲开冰河饮。

我们在月光照耀下开始追牛，起初我们不如牛跑得快，但渐渐地牛就不如我们跑得快。

我们每人扯住一条牛尾巴，身体后仰着，让牛带着跑，举头望着明月，犹如腾云驾雾，有点飘飘如仙的感。

那些老弱病残的牛，很快就被我们给折腾死了，剩下的那些牛，基本上成了野牛，见了人就双眼发红，鼻孔张开，脑袋低垂，摆出一副拼命的架。

对这样的牛，我们不敢再追。

后来又出了一个谣言，说是有几个刚死了的人的坟墓让这些野牛给扒开了，尸体自然也让这些野兽给吃。

牛野到吃死人的程度，离吃活人也就不远。

因此我们的追牛运动就结束。

这个时期，中国基本上没有文。

文革结束后不久，人民公社就散了伙，先是联产计酬，紧接着就是分田单干，家家户户都养起牛来，牛的身价猛地贵了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