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短暂的学校生活中，腰带和裤裆始终是个恼人的问。

大概是上四年级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关于五一劳动节学校开运动会的作文，张老师大为赞。

后来我又写了许多作文，都被老师拿到课堂上念，有的还抄到学校的黑板报上，有一篇还被附近的中学拿去当作范文学。

有了这样的成绩，我的腰带和裤裆问题也就变成了一个可爱的问。

后来我当了兵，提了干，探家时偶翻箱子，翻出了四年级时的作文簿，那上边有张老师用红笔写下的大段批语，很是感。

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与张老师闹翻了。

我被开除回家，碰到张老师就低头躲过，心里冷若冰。

重读那些批语，心中很是感慨，不由得恨文化大革命断送了我的锦绣前。

那本作文簿被我的侄子擦了屁股，如果保留下来，没准还能被将来的什么馆收购了去。

辍学当了放牛娃后，经常忆起写作文的辉。

村里有一个被遣家劳改的右派，他是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毕业生，当过中学语文教。

我们是一个生产队，经常在一起劳。

他给我灌输了许多关于作家和小说的知。

什么神童作家初中的作文就被选进了高中教材啦，什么作家下乡自带高级水啦，什么作家读高中时就攒了稿费三万元啦，什么有一个大麻子作家坐在火车上见到他的情人在铁道边上行走，就奋不顾身地跳下去，结果把腿摔断了……他帮我编织着作家。

我问他：叔，只要能写出一本书，是不是就不用放牛了？他说：岂止是不用放牛!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讲了那些名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的。

大概从那时起，我就梦想着当一个作家。

别的不说，那一天三顿吃饺子，实在是太诱人。

1973年，我跟着村里人去昌邑县挖胶莱。

冰天雪地，三个县的几十万民工集合在一起，人山人海，红旗猎猎，指挥部的高音喇叭一遍遍播放着湖南民歌《浏阳河》，那情那景真让我感到心cháo澎。

夜里，躺在地窖子里，就想写小。

挖完河回家，脸上蜕去一层皮，自觉有点脱胎换骨的意。

跟母亲要了五毛钱，去供销社买了一瓶墨水，一个笔记本，趴在炕上，就开始。

书名就叫《胶莱河畔。

第一行字是黑体，引用毛泽东的话：水利是农业的命。

第一章的回目也紧跟着有了：元宵节支部开大会，老地主阴谋断马。

故事是这样的：元宵节那天早晨，民兵连长赵红卫吃了两个地瓜，喝了两碗红黏粥，匆匆忙忙去大队部开会，研究挖胶莱河的问。

他站在毛主席像前，默默地念叨着：毛主席呀毛主席，您是我们贫下中农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念完了一想，其实红太阳并不热烈，正午时刻的白太阳那才叫厉害。

正胡思乱想着，开会的人到。

老支书宣布开会，首先学毛主席语录，然后传达公社革委会关于挖河的决。

妇女队长铁姑娘高红英请战，老支书不答应，高红英要去找公社革委会马主。

高红英与赵红卫是恋爱对象，两家老人想让他们结婚，他们说：为了挖好胶莱河，再把婚期推三。

这一边在开会，那一边阴暗的角落里，一个老地主磨刀霍霍，想把生产队里那匹枣红马的后腿砍断，破坏挖胶莱河，破坏备战备荒为人民……这部小说写了不到一章就扔下了，原因也记不清。

如果说我的小说处女作，这篇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