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在解放后的表现，吴宓本人有过评语，在有分寸地陈述自己态度一贯真诚坦白、生活勤俭、努力工作、政治学习不缺席之后，特别强调自己&ldo;勇于作出我明知不免错误之发言&rdo;，并指出：&ldo;凡此皆由宓一贯之性格及习惯：从前如此，今仍如此，不敢说是&lso;进步&rso;，但绝不是&lso;伪装进步&rso;，因宓少年、壮年亦从无虚伪做作，勾心斗角，以及计较名利、忌妒又贪欲之习惯也。

&rdo;（转引自江家骏《先师吴宓传略》，《回忆吴宓先生》第187页）这一自我评语中的吴宓，与吴宓的一贯性格有明显的连续性，而与《祭》书中的&ldo;吴宓&rdo;却水火不相容。

如果《祭》书中的&ldo;吴宓&rdo;是真实的，则这个自我评语也是在施心计。

如果这个自我评语是可信的，则《祭》书中的&ldo;吴宓&rdo;就纯属捏造。

两者必居其一。

孰真孰伪，该是不难作出判断的吧。

七

我对吴宓感觉兴趣，一是因为他及学衡派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种相当独特的声音，我尤其赞赏其融通中西文化之精粹的主张，二是因为他注重人生哲学的研究和实践，治学和做人紧密统一，颇具人格上的魅力。

吴宓其学是值得研究的，其人是值得立传的。

然而，围绕《祭》书的争论并不具有学术讨论或文学评论的性质，而完全是一个揭伪打假的问题。

该书从头到尾全是胡编乱造，本来不值得花费许多篇幅论驳，而应该用对待别的伪劣产品一样的办法处理。

但是，问题在于，无论是对吴宓的研究还是为其立传，都离不开基本的材料，而正是在这材料的问题上，《祭》书的作者和支持者们在有意制造混乱，迫使关心吴宓研究的人们不得不认真对付。

吴宓生前已出版的作品并不多，只有散见于从前报刊上的一些文章以及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出版的《吴宓诗集》，后者收人了他于1908年至1933年间写的诗词。

直到他去世，他的大部分著述仅以手稿的形态存在着。

这些手稿可分为两类。

一是自传类，包括日记和1934年后的诗。

二是学术类，主要是讲义，数量甚多。

这些手稿的下落也可分为两种情形。

一是&ldo;文革&rdo;中被抄走的日记和少量讲义等，在为吴宓平反后发还给了其亲属。

二是在&ldo;文革&rdo;后期，吴宓六十年代的学生周锡光从吴宓那里取走的大部分讲义和诗稿。

我们已经看到，吴宓的亲属正在把他们所收藏的那一部分手稿陆续整理出版，包括已出版的《文学与人生》讲课提纲和即将出版的《雨僧日记》。

相反，落入周锡光之手的那一部分手稿，包括吴宓在讲课提纲基础上精心编写的内容完备详尽的《文学与人生》讲义，迄今未见天日。

在当前的这场争论中，周锡光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以&ldo;最有发言权&rdo;的权威之身份证明《祭》书的真实性及吴宓确实修改了日记（见《关于吴宓的日记》，《文汇读书周报》6月28日）；《一本畅销书的困惑》，《成都商报》7月9日）。

此人一面垄断着吴宓的大量文稿不让读者看到，只在他认为需要时断章取义地抛出只言片语，一面又诋毁他无法垄断、即将公开出版的吴宓日记的可靠性，其用心当不难看破。

倘若一切可靠的材料皆属他的秘藏，一切发表的材料皆不可靠，吴宓研究的路也就断了。

日记实为吴宓的心血之作。

他的真诚也表现在对自己一切人生经历的珍惜和正视上，凡实际生活上、内心情感上的真实经历，必欲实录之，保存之。

在编《吴宓诗集》时，他坚持&ldo;有作必录，毫无删汰，且均本当时所作，过后未更改一字，以存其真&rdo;，视作&ldo;留存生涯之历史&rdo;的&ldo;自传&rdo;（《吴宓诗集》卷首）。

对于更具自传性质的日记，他必定更加认真了。

他曾言一生拟写三部书：一部诗集，一部长篇小说，一部人生哲学。

诗集已有早期的，后期的有待补编，《文学与人生》可视为人生哲学，长篇小说则完全付诸阙如。

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他留下的数百万言日记看做&ldo;记其客观之阅历&rdo;的长篇小说的替代。

无论从他本人重视的程度看，还是从数量看，日记都可说是他一生的主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