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该书的行文，恐怕只能用一个字来概括，便是&ldo;陋&rdo;。

作者好像很喜欢描绘聚餐、交谈、应酬之类的场面，津津有味地加以铺陈，实则皆琐碎乏味。

凡多人相聚的场合，所谈非彼此客套寒暄，即议论他人短长。

书中人物的语言也十分雷同，无非两种模式，一是他心目中有学问的人，如于右任等民国名人，如&ldo;吴宓&rdo;，皆半文半白，陈言腐语，一是普通人，皆粗俗。

除了酸腐和粗俗，想必他不知道天下还有别种语言风格，所以轮到他自己出场，难怪也只好把这两种风格交替使用。

该书更有一下流处，便是肆意诋毁他相信没有回击能力的人，例如对已故方敬先生的大量诽谤性描写，对正患重病的钱锺书先生的污蔑性言辞。

这就更加超出文学编造的范围，而有必要追究其用心和责任了。

五

当然，《祭》书的伪和劣，更大量的是表现在对吴宓形象的彻底歪曲上。

吴宓本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其鲜明特点一是不喜政治，专心文化，二是极其真诚，表里如一，到了作者笔下，却成了一个庸俗圆滑的小政客，其间的差别已不可以事实的出入论之，只能说是风马牛不相及。

吴宓之不喜政治，是由他一生的根本信念所决定的。

作为人文主义的信徒，他始终自觉地以文化为本，而与一切时代潮流保持着距离。

早在二十年代，面对新文化运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潮流，他就自言&ldo;甘为时代之落伍者&rdo;（《落花诗》）。

内战期间，有记者在采访时问及他对时局有何高见，他答曰&ldo;生平未入任何党，不愿谈政治&rdo;（《中华人报》1942年10月21日）。

解放前夕，他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而谢绝了赴美国、香港讲学的邀请，决定&ldo;不问祸福如何&rdo;留在国内，心情是不安的，已预感到新中国政治对其文化信念的威胁，而他的立场&ldo;仍是崇奉儒教、佛教之理想，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为己任&rdo;（&ldo;文革&rdo;中的交代材料，《吴宓与陈寅恪》第128页）。

然而，在《祭》书中，&ldo;吴宓&rdo;成了一个怎样可笑的政治狂热分子！

重庆解放前夕，他痛斥离开大陆去国外的学生为&ldo;白华&rdo;，欢呼&ldo;四万万五千万中华同胞之花好月圆就在眼前了&rdo;。

重庆解放之日，他豪迈地宣告：&ldo;我们的祖国在共产党手里，会富强，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rdo;解放初，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大谈&ldo;皈依毛泽东&rdo;，称之为&ldo;立身之大本&rdo;。

这个&ldo;吴宓&rdo;动辄受宠若惊，山呼万岁，满口谀词，如鱼得水，甚至早在1953年就操着&ldo;文革&rdo;语言说什么&ldo;请&rdo;一张领袖像。

《祭》全文照抄了1952年7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上吴宓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一篇检讨文章，这是该书中唯一的一份真实材料，但也被作者歪曲使用了。

其实，就在这篇文章中，吴宓也坦陈他&ldo;一生最主要的思想&rdo;是：&ldo;我认为中国文化是好的，古今政治是坏的&rdo;，&ldo;大多数人都溺于实际，喜作政治活动，只有极少数人才知宝爱理想的文化，愿为文化尽力，我便是其中之一人了。

&rdo;他还承认解放以来他&ldo;所持的是坦率的消极态度：一身静待安排，个人无忧无惧，但担心中国文化此番不免大受损失&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