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姑且假定作者真是吴宓的&ldo;唯一无二的密友&rdo;，因而唯有他知道吴宓的某些最隐秘的事情，关于这些事情他拥有唯一无二的发言权。

然而，前提是所谓&ldo;异姓手足&rdo;的神话能够成立。

长达三十八年的最亲密友谊，喜欢实录自己生活的吴宓在其日记里不可能毫不提及，吴宓的亲友也不可能毫无耳闻，这是凭常理就可以推断的，作者自然也想到了这一层，不能不预加防范。

于是，为了维护所谓&ldo;异姓手足&rdo;的神话，他必须再编造一个神话，即所谓&ldo;吴宓&rdo;彻底改造了自编年谱、信札尤其是日记，&ldo;百分之百消除了&rdo;两人&ldo;相识之一切痕迹&rdo;，而且据说是用整页改写替换的办法，以至于看上去&ldo;天衣无缝&rdo;，&ldo;恐怕福尔摩斯也找不出半点毛病&rdo;。

如此煞费苦心地做手脚不能没有理由，作者提供的理由是他有历史问题，两人均怕殃及&ldo;吴宓&rdo;。

他让&ldo;吴宓&rdo;在解放初首先提出&ldo;我两个务须装作从不认识&rdo;，以免&ldo;添无穷之麻烦&rdo;，两人的关系从此转入地下，接着便似乎顺理成章地有了修改日记、销毁&ldo;罪证&rdo;之必要。

作者自以为他的两个神话编得十分巧妙，如同一个连环套：由于我是&ldo;吴宓&rdo;的唯一密友，所以唯我能得知&ldo;吴宓&rdo;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包括彻底改造日记这个秘密；又由于&ldo;吴宓&rdo;彻底改造了日记，所以我是&ldo;吴宓&rdo;的密友这一点也成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样，两个神话虽无任何旁证，却仿佛可以互相支持，自圆其说。

为了更加保险，作者还有两点预防措施。

其一，人们也许会问：关于两人的友谊，作者自己多少留下了一点文字证据吧？针对此一可能的责问，他特地在&ldo;后记&rdo;中声明：&ldo;我劫后幸存，赤条条一身，所有从前的笔记、札记，一切我捉笔落墨的东西，概已乌有。

&rdo;其二，对于在书中与他和&ldo;吴宓&rdo;同时出场、因而可以充当两人来往之见证的那些人物，他也有周到的设计，在&ldo;绪言&rdo;里告诉读者：&ldo;这些连带写到的朋友均已先后作古&rdo;。

现在好了，凡文字材料均已销毁，凡证人均已死光，张紫葛与&ldo;吴宓&rdo;的任何交往、&ldo;吴宓&rdo;对张紫葛说过的任何话都死无对证了？？虽然不能证实，但也不能反驳了，因而可以任张紫葛编造，由他说了算了。

这不禁使人想起一个骗子，为了行骗成功，不惜将一切可能的证人灭口。

可惜的是，灭口仅得逞于作者的想象之中，实际上却办不到。

困难在于，为了编造与&ldo;吴宓&rdo;长达三十八年的交往，便不能不涉及并歪曲相应时期吴宓的一些具体生活经历，而了解这些经历的知情人有的还健在，有的早在《祭》出笼前许多年已发表过回忆文字，书中没有提及他们并不等于就能把他们灭口了。

三

关于《祭》书中大量情节纯属胡编乱造，已有知情人据吴宓日记或亲身经历加以揭露，读者可参看季石（《文汇报》5月29日）、唐振常（《文汇读书周报》6月21日）的文章以及祝晓风采写的长篇报道《无法沉默》（即将发表）。

在已经揭穿的谎言中，有的极具讽刺性，在这里不妨一提。

作者自云&ldo;曾拜门于清进士吴之英先生&rdo;，又写得一手&ldo;有梁任公手法&rdo;的妙文，而因此得以受于右任的激赏，进而结识重庆于府另一位常客、吴宓的嗣父吴仲旗，并在吴仲旗的撮合下与&ldo;吴宓&rdo;结为&ldo;异姓手足&rdo;。

然而，关于吴之英的生平，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出版的《民国人物大辞典》、钱基博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等均有介绍，此公在1918年就死了，而张紫葛生于1920年，所谓拜师便成了天大的笑话。

&ldo;异姓手足&rdo;乃是全书的支点，而拜师于吴之英的经历是作者得以结交于右任的王牌资本，在&ldo;异姓手足&rdo;的缘起中据有重要地位，编造时尚且如此不小心，就更遑论其余的情节了。

在述及&ldo;吴宓&rdo;改造日记时，作者所举的一个主要例子是：1944年&ldo;吴宓&rdo;受成都燕京大学之聘，从昆明先乘飞机到重庆，与他&ldo;一起相处往还了6天&rdo;，而在日记中却改写为坐汽车离昆明，经贵阳、遵义、重庆到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