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快有十年了，我的生活一直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单位里不上班，亲人和朋友大多在千里之外，身边只有几个朋友，平时也少有往来。我似乎是喜欢上了独来独往的生活。其实也不是喜欢，是无法。一个人呆在家里是够难受的，但出门去忍受别人的各种习惯，或者让别人来将就我，似乎更难受。我不吃酒，怕麻辣，也不打麻将纸牌（不会），坐下来还喜欢一本正经地谈文学。要对上这样的人，似乎比找“同志”还难。同志还有俱乐部，还有某些固定场所。在成都，据说《四川日报》门前的阅报栏是“同志们”的活动地带，像以前那种英语沙龙，有点约定俗成的意思。成都是个十分可以享乐的城市，遍地酒吧，茶馆，美食，中高低档一应俱全，工薪高薪，蓝领白领，都有各自消受的阵地。我呆过七个城市，我可以肯定地说，这里人的生活是最灿烂的，灿烂如罂粟，有些奢靡，有些邪乎。但我还是很寡淡，跟年幼的儿子打打“算术牌”（我和儿子自己研发的），下下跳子棋，成了我主要的娱乐。我的时间，除了正常的休息和所谓的工作（读书和写点东西），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如果一定要说，就是发呆，和胡思乱想。 本书的大多数篇目就是这样，靠着一点点契机，胡思乱想出来的，没什么资料，也不做任何采访。以为这样弄出来的东西总是假的，不会有人对号入座，不会被“历史”责难（这也是我倦于行动和交际的一部分，是需要）。但奇怪的是，这些年，我的几个稍有影响的东西（小说）都有来“对号”的人事，像《暗算》，来对应者不下十人，他们以各种方式与我取得联系，指出我的“虚假”之处。有一个人更奇怪，说我《解密》写的是“导弹之父”钱学森。奇怪踏上了旅程，更奇怪的肯定还在后面。《黑记》写的是一个姑娘，她rx房上长有一块黑记，黑记有点神秘，有性欲，触摸它比触摸粉红的辱头还叫她激动。这完全是个幻想东西，但也有人来对号了，找到当事医生，指控他“泄密”。真是对不起那个医生了，他连我是男是女都不知道，怎么跟我泄密呢？从《密码》的故事特质看，容易“步后尘”，我几乎有点自作多情地预料会有人来对号。没料到的是，居然这么快，《收获》刊发的第二个礼拜，我便接到一个自称是“唐一娜儿子”的人的电话，他没有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