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天理就在人心，但人并不是生来就知道什么是天理，什么不是天理。

朱熹认为要想认识天理，必须依照《大学》的教导格物、致知。

他说，天地万物都有理，所谓格物就是即物而穷理，针对一事一物讲明、探索其中包含的天理。

人心都有知（这里的知是指对儒家伦理的了解），但这知开头总是片面的、肤浅的，要想把这一点知扩展开去（致知），必须借助于格物。

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豁然贯通，&ldo;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rdo;（《大学章句》）。

他的知虽不从格物来，但格物可以对致知起启发和辅助作用，这种对格物的肯定，多少有利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清末人们把自然科学称为格致，与他是有关系的。

另外，朱氏所谓豁然贯通并非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乃是一种对于本体‐‐理或性的神秘顿悟。

朱熹生前由于政治的原因，他的学说曾被朝廷称作伪学，一度受到压制打击。

但他死后不久情况就根本改观了。

北宋以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地位逐渐提高，经朱熹表彰，影响更大，编为四书，重要性几乎超过五经。

朱熹的《四书集注》从元代到清代，一直是士人的必修教科书，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反对它会遭到严厉的惩罚。

一种学说处在这样的特殊地位，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僵化，明代以后朱子学正好走了这条路。

朱子以后新儒家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是明代倡导心本论的王守仁（公元1472‐1529年），人称阳明先生，他的学说被称为王学或阳明学。

他认为当时的人们把儒学当作纯学问甚至做官的敲门砖，而不用来修养身心，产生了不小的流弊。

他还认为流弊的根源在于朱熹提倡的理学在理论上有问题。

朱熹认为理在万物，要即物穷理。

王守仁认为理不在物而在人心，因为&ldo;心即理也&rdo;（《传习录》中）。

王守仁原来也是学朱子学的，为实践&ldo;格物&rdo;的理论，曾面对竹园&ldo;格&rdo;了七天七夜，不但一无所获，而且病了一场，从此开始怀疑朱子学，特别是它把心与理分而为二的倾向。

一度潜心于佛、道，颇有所得。

后来他被贬到贵州龙场驿（今修文县）做官，仍旧苦苦思索心、理关系问题，一天夜里突然悟到：&ldo;圣人之道，吾性（心）自足&rdo;（《年谱》），于是大呼大跳一番，从此&ldo;悟道&rdo;，走上心学之路。

所以王学的是他在朱子学中发现，但在朱子体系中不能解决的问题，促使王学产生的酵母则是佛道，特别是禅宗的明心见性之学。

禅宗认为人心即是佛性，王守仁认为人心即是天理。

当然这心是指人的本心。

本心是天理与明觉的统一，所以天理自然能发现于心，本心发出来的也必然是天理。

理对于朱熹的&ldo;心&rdo;是外在的，而对于王守仁的&ldo;心&rdo;则是内在的，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从伦理观上说，朱熹是要用道德规范（义务）去管束人，王守仁则变为用道德自觉（良心）去管束人。

从世界观上说，朱熹的理既是自然规律，又是道德规范，他主张通过格物从前者推出后者，其实行不通。

王守仁&ldo;心即理&rdo;的理论，只涉及道德良心，道德观念，而不涉及自然规律问题，也就是说不再把两者拉扯、混淆在一起，显然比朱熹简易、直捷，特别是它大大高扬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教人自尊无畏，不盲从外在权威，即使是儒家圣贤。

他曾说过：&ldo;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rdo;（《传习录》中）真理要由自心认可，自心不认可的，即使出自孔子也不能相信。

自心认可的，即使出自普通人，也不该轻易否定。

王守仁确立了自己的基本思想之后，曾经多次改变自己的&ldo;教法&rdo;，从不同角度宣传自己的基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