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头的几本陶渊明传记，包括名家如周振甫先生的《陶渊明和他的诗赋》，讲官场，讲时代背景，花去大量篇幅。

结果是：传主本人倒显得有些模糊。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国内传记类作品的通病。

像我这样的读者，读今人写的古代传记，很难兴奋起来。

写文人，文人就是主题，他身后的时代不应该罩住他，覆盖他。

背景放大了，人就缩小了。

比如我们常见的、写在教科书的&ldo;文学规律&rdo;：文学形象服从于、服务于他的时代。

文学是研究人性好呢，还是展现时代好?这是一个问题。

换言之：文学是自律好呢，还是他律好?

言归正传。

陶渊明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五十多年后东晋亡，刘宋立，是为南北六朝时期。

渊明一生遭遇乱世，军阀打仗不消停，豪门大族不可一世。

历史教科书，留下了桓玄、刘裕、谢安、司马道子这些名字，本文不打算为他们花费篇幅。

渊明生前对军阀与豪族避之惟恐不及，我们没理由对这些人喋喋不休。

他在诗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韵是气韵、气质。

人事高度扭曲，丘山倍显自然，所以他&ldo;爱丘山&rdo;。

这三个字，是他一生的写照。

与之相对的&ldo;适俗韵&rdo;，他心里很清楚。

除了耳闻目睹，他还亲身经历过。

这相异的两种人生情态，贯穿了他的全部诗篇。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他写自然就是写人世。

没有纯粹的田园诗人，田园之为田园，乃是尘世的&ldo;他者&rdo;。

今天，不是有学者力倡：乡土中国应该是城市中国的参照么?

几千年的乡土，几十年的城市化……这是一个沉重却不容回避的话题。

我们后面再细说。

陶渊明的出生地，是浔阳郡柴桑县（今江西九江），一个叫上京里的地方。

江西山水如画，今日古风犹存。

柴桑是浔阳郡府所在地。

上京里（一说栗里）离柴桑城很近，那儿有渊明老家，也是族人聚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