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却不好辞赋，善于舞文弄墨的相如找不到进身的机会，于是跳槽了，跳到梁王刘武门下。

刘武好辞赋，身边已罗列了一些写手，比如写过《七发》的枚乘。

汉赋在形式上继承以屈原的作品为主的《楚辞》，但内容以歌功颂德为主，内容又反制形式，汉赋在形式上也不能同屈原的诗篇相提并论。

汉初的辞赋家贾谊是个例外，贾谊郁郁不得志，不能报效国家，命运和屈原相似。

当诗人远离君王走向民间时，往往能写出好东西，而在权贵门下讨饭吃，帮闲就在所难免。

所谓帮闲文人，比媚俗的文人格调更低。

包括屈原在内的中国历代文人，都有俗的成份。

通俗和媚俗是两回事儿。

司马相如跳槽跳到刘武门下，很努力，因为他必须和枚乘等人比个高低。

他终于写出了《子虚赋》，大大露了一回脸。

大伙儿常常跟随梁王左右，哪儿有排场就往哪儿赶，宫殿竣工啦，主子出猎啦，贵客盈门啦，庙堂祭祀啦，都是他们收索枯肠的好时机。

他们穿得好，吃得好，出门有车坐，举止有气派。

一旦来了灵感，下人急忙笔砚伺候。

辞赋讲究铺排，一连串的优美词句，整齐，押韵，吟诵又别有一番功夫。

洋洋洒洒的《子虚赋》，来了一堆&ldo;于是乎……&rdo;怎么样怎么样，的确有气势，听上去回肠荡气。

应该承认，司马相如在语言及学问上很下了一番功夫，从诗经到楚辞，到诸子著述，都要纳入学习的范围。

汉赋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有它一定的道理。

相如那个时代，国力空前强盛，辞赋家们歌功颂德，有些肉麻，但还不算十分昧良。

我个人以为，特定时期的颂歌也有不少好东西，艺术感染力强，唱出了老百姓的真感情，几十年老歌唱不够。

一般说来，辞赋写到结尾时，也要来几句规劝，劝主子享乐之余要节俭，适当关注一下民生。

朝廷有个叫东方朔的，也擅长辞赋，平时以滑稽本领逗汉武帝开心，却能找时机进谏，委婉批评皇帝，做了一些好事儿。

这方面，司马相如不如他。

相如既为门客，要靠辞赋吃饭，而吃饭为天下第一桩要紧事。

动物为了食物，要使尽浑身解数。

人从动物来，为吃饱饭吃好饭花样更多。

即使相如不为自己，也要为父母着想，老人盼他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呢。

他离开成都，恐怕已有十来年。

眼下食有鱼出有车，可是没啥积蓄，梁王随手赏赐的金银，他随手花掉了。

门客之间有竞争，要比拼，而成都人好面子，相如不甘落人后的。

所谓千金散尽还复来，文人挣大钱，有时也容易。

以他出众的才华，能写赋会弹琴，不愁挣不来华屋美女。

可是梁王生病了，不久又死了，也未曾立遗嘱，令王太子善待这些文人。

一帮门客作鸟兽散，一个个愁眉苦脸。

辞赋这东西，寻常百姓是看不懂的，除了一些王公贵族，市井很少人能赏。

街上没市场，只好卷铺盖。

不像今天，某酒楼某公司开张，出高价请人作赋，有几百个字卖上几万元的。

梁王死了，门客各奔前程，也许喝了一回伤心酒，挥泪而别。

司马相如西风瘦马回成都，家里一片破败，父母是否还活着，司马迁没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