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谋深算的政坛人物，哪能由着性子锋芒毕露。

而杰出的政治家是既有锋芒又能内敛，其战略性眼光和战术性的步骤高度合拍。

古代文人的意气用事，北宋政坛可见一斑。

意气用事是说：意气有用事的空间。

而文人的意气用事对民族心理会产生难以测量的影响。

情感、情绪的逻辑畅行时，理性便缩小了地盘。

这当然与&ldo;人治&rdo;有关。

政治理性与制度的构建是同步进行的，古代官员不可能做到这一步。

当文人越来越像个文人的时候，他离他想要追求的理想政治就越来越遥远了。

尽管如此，儒家文化的担当天下、以民为本，文人为官的高风亮节、博大胸怀、广阔视野，仍然是非常宝贵的民族遗产。

苏东坡这样的官员，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好官的楷模。

古代文人的不言利，在今天看也有问题。

我不知道圣人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反正圣人之言，是容易教人把&ldo;利&rdo;与小人相连，将&ldo;义&rdo;和君子相连。

君子固穷也罢了，他还要视富贵如浮云。

圣人为了防范人性恶讲了很多格言警句，却显然妨碍了人性的自由伸展。

窃以为，《论语》对人性是有遮蔽的，挡住了后来的思想家们投向欲望的视线。

汉儒、宋儒、明清诸帝又强化这个遮蔽。

欲望未能受到辨认和追问，反而导至一轮又一轮的欲望泛滥。

孔子轻视女人，设男女之大防，影响恶劣而深远。

即使在唐朝，即使是名流显贵的老婆也很难留下她们的姓名。

直到曹雪芹，才发出一声惊破千年的棒喝：女儿是水做的，钟山川之灵气，须眉男子是浊物!曹公笔下的姹紫嫣红的金陵裙钗，照亮几千年。

李泽厚老先生的《论语今读》，我反复看，受益非浅。

不过，利和欲两个层面，孔子的言论就摆在那儿，凭老先生怎么强为之辨也显得难圆其说。

仁义道德的宏大叙事，长期压制欲望和功利，而文人几乎都是儒者，自己受影响，又去影响更多的人，扩大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覆盖面。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了，市民社会兴起了，但文人重义轻利的意识还是很顽固。

士大夫中的杰出分子，确实能做到君子固穷。

司马光王安石，两位名相，都不提倡消费的。

当然，他们有针对性：针对官僚阶层的骄奢淫逸。

辛弃疾这样的豪放人物，北方汉子，对南方大城市的商品贸易是颇有微词的。

苏东坡则发出感慨：&ldo;处贫贱易，安富贵难。

&rdo;东坡在富贵与贫贱之间反复折腾，将中国人的生命体验从几个方向推到极致，成为生命之绝响。

文化大师们身体力行，始终保持向上的姿态，而影响却是多方面的。

在广袤的民间，在从北到南的各类民风民俗中，钱、利、色这些字眼不能堂而皇之地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