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具紫红色的漆光闪烁的高大棺材，横在老兰家的厅堂里。

那个豪华的骨灰盒连同骨灰，都被装了进去。

我目睹着这个过程，感到真是多此一举。

后来，当老兰跪在地上，手拍着棺材放声大哭时，我才悟到：只有手拍棺材，才能发出那样的扑扑通通的震撼人心的声音；只有这样一具雄伟的棺材，高大的老兰跪在前面才显得般配；也只有这样的一具紫红色的棺材，才能烘托出灵堂的庄严气氛。

我也不知道我的猜想是否正确，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使我丧失了去追寻这些小事根底的兴趣。

我披麻戴孝，坐在棺材的前头；甜瓜披麻戴孝，坐在棺材的后头。

在我们两个之间，放着一个烧化纸钱的瓦盆。

我和甜瓜，把那些打印上铜钱图案的黄表纸，用放在棺材盖子上的豆油灯盏点燃，放在瓦盆里燃烧。

纸在瓦盆里变成白灰，随着烟气盘旋上升。

农历七月的天气，温度本来就高，我穿着肥大的孝服，腰里扎着一根麻绳子，面前又守着一个火盆子，只一会儿工夫，便捂出来一身汗水。

我看看甜瓜，她也是一脸汗水。

我们面前各守着一摞纸，我放一张，她就紧跟着放一张。

她绷着小脸，神情严肃，但看不出有多少悲痛。

她脸上看不出一点流过眼泪的痕迹，也许眼泪已经流光了吧。

我恍惚听人说，甜瓜不是这个死去的女人亲生，是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

也有人说是老兰和一个外村的大闺女生的，抱回来让老婆养着。

我不时地偷眼看她，把她的脸和棺材后边那个大镜框里的女人脸进行比较，一点也找不到她们俩的共同之处。

我又把她的脸和老兰的脸进行比较，似乎也没有多少肖似的地方。

也许，她真的是从人贩子手中买来的孩子？

母亲拿着一条用冷水浸过的毛巾走过来，给我擦擦脸，悄声嘱咐我：

不要烧得太多，维持着不要灭了就行了。

母亲给我擦完脸，把毛巾折叠了一下，走到甜瓜面前，也给她擦了脸。

甜瓜仰望着母亲，大眼睛骨碌碌地转动。

按说她应该说句感谢的话，但她什么也没说。

妹妹看我们烧纸好玩，跷腿蹑脚地走过来，蹲在我的身边，拿起一张黄表纸，扔在瓦盆里。

她悄悄地对我说：

哥哥，我们可以在盆子里烤肉吃吗？

不可以。

我说。

那两个成了我们自己人的摄像记者，一个扛着摄像机，一个举着强光灯，从院子里进来，拍摄灵堂的情景。

母亲弯着腰跑过来，拉着妹妹走，妹妹不想走，母亲双手插到她的腋下，把她半拖半拉地弄走了。

面对着摄像机镜头，我绷紧嘴巴，使自己严肃起来。

我把一张纸放在瓦盆里，甜瓜也把一张纸放在瓦盆里。

我看到那个扛机器的记者弯下腰，让照相机的镜头几乎触到了烟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