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基督教居民区，奥丽特带我沿耶稣背负十字架走向刑场的多洛罗萨路，看了耶稣见母处、耶稣墓和圣墓教堂。

圣墓教堂又称复活教堂，为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之母海伦娜太后所建，耸立于东耶路撒冷卡尔瓦里山顶。

耶稣的坟墓和坟墓入口均在此教堂内，故基督教内部不分门派和所属教会，都把这里奉为圣地。

1943年12月，在中东作战的乔治&iddot;巴顿中将参拜圣墓教堂时，圣墓教堂由天主教徒、希腊东正教徒和科普特教基督徒组成的小组联合管理，不知出于偶然原因还是共同的政治远见，看门人竟是一个穆斯林。

这种惯例直到1993年9月我第四次赴以色列采访时仍未改变。

当年巴顿将军钻进仅能容纳四个成年人站立的墓穴内，四个与巴顿将军同样高大的当地秘密机构的警卫也硬跟着钻了进去，巴顿在当晚的日记中对此揶榆一番：&ldo;在这样一个地方行刺，肯定不会成功。

&rdo;50年后，我作为官方摄影师随钱其琛外长钻进墓穴时，四位身材高大的以色列警卫也躬身挤了进来，挤在墓穴墙角的我根本无法摆弄相机。

圣墓教堂内的那块停放耶稣尸体的石板也是教徒顶礼膜拜的圣物，石板上的深红色的斑点据说是耶稣当年的血迹。

海湾战争结束后，我作为驻开罗的摄影记者，又数度前往耶路撒冷。

但我早已失去战时的激情，对往返开罗‐‐那路撒冷的空中飞行也失去了耐心，驾车前往时竟无意中闯过边界，通过电台、电视、报纸成了以色列家喻户晓的&ldo;飞人&rdo;（f1ygan）。

由此我最能理解耶路撒冷人开车为什么那么急不可待。

今天，5分钟的路程也许要走5000年，这是我驾车沿摩西出埃及走的旧路渡红海、穿西奈、过加沙直取耶路撒冷时悟出的道理。

人生的乐趣就在定与不定之间。

海湾战争期间，我头一次到耶路撒冷。

那天，天降暴雨，漂亮的奥丽特小姐把我领进距耶稣被出卖的朱斯马尼花园旁的一座教堂避雨，古色古香的花岗岩建筑令我发出地老天荒的感慨。

古老的石头，不变的色彩，永恒的宁静。

我与奥丽特并排坐在圣像下，默默无言。

我紧闭双目，享受紧张工作中短暂的宁静。

万籁俱寂、天地纯洁，我能听到奥丽特小姐的心跳声。

激动之余，我将当时的感受写下来发往北京，文章当天就登在了《参考消息》上，作为我海湾战争采访连载的一节。

与此同时，我还接到上司的一纸弹劾，责问我把奥丽特小姐摆在哪儿了，怎么会听到她的心跳，任我怎么解释也不肯理解我所经历的神圣与宁静，因为北京不是耶路撒冷。

常年危险、紧张而情感化的工作方式常将我的精神推至悬崖边缘，我在静谧中默默回忆历尽千辛万苦出色完成各项任务的过去，心中所有不快在圣像下化作一池平静的春水。

自诩具有军事天才而又派不上用场的我也许将来会用全部退休金去买一群羊，过上摩西那种朴素恬静的生活。

我看到了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