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地对七岁的阳孜讲解共产主义新中国。

有一天，姊姊把她拉到一边严肃地告诫：“如果有一天妈妈要带你走，你一定不要走；你要留下来为新中国奋斗。”

董阳孜

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上海的工厂和军事设施的时候，阳孜的妈妈被低空飞机打下来的机关枪射中，必须截肢，成了一个断了腿的女人。

即便如此，两年后，这行动艰难的年轻母亲，还是带着阳孜和小弟，逃离了上海。

在上海火车站，系着红领巾的姊姊，追到月台上，气冲冲地瞪着火车里的妈妈和弟妹。

“我到今天都还记得姊姊在月台上那个表情，”

阳孜说，“对我们的‘背叛’，她非常生气。”

张爱玲，用她黑狐狸绿眼睛的洞察力，看了上海两年，把土改、三反、五反全看在心里，就在阳孜被妈妈带上火车的同一个时候，也悄悄出走，进入香港。

那都是后来了。

当林精武逃出徐蚌会战的地狱，在雪地里拖着他被子弹射穿而流血的脚，一步一跳五百公里的时候，上海的码头，人山人海。

很多人露宿，等船。

船来了，很多人上不了船，很多人在拥挤中掉进海里。

有些上了去的，却到不了彼岸。

悲惨的一九四八年整个过去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除夕的前一夜，冷得刺骨，天刚黑，太平轮驶出了黄浦港。

淞沪警备司令部已经宣布海上戒严，禁止船只夜间行驶，太平轮于是熄灯夜行，避开检查。

十一点四十五分，太平轮和满载煤与木材的建元轮在舟山群岛附近相撞，十五分钟后沉没。

随船没入海底的，有中央银行的文件一千三百一十七箱、华南纱厂的机器、胜丰内衣厂的设备、东南日报的全套印刷器材、白报纸和数据一百多吨。

当然，还有九百三十二个人。

傅建中

少数的幸存者闭起眼睛回想时，还记得，在恶浪涛天的某一个惊恐的剎那，瞥见包在手帕里的黄金从倾斜的甲板滑落。

一个母亲用双手紧紧环住她幼小的四个孩子。

一九四九年，像一只突然出现在窗口的黑猫，带着深不可测又无所谓的眼神，淡淡地望着你，就在那没有花盆的、暗暗的窗台上，软绵无声地坐了下来，轮廓溶入黑夜，看不清楚后面是什么。

后面，其实早有埋得极深的因。

第五部　我磨破了的草鞋

37，上海的早晨

其实不是八月十五日，是八月十一日。

这一天清早，二十七岁的堀田善卫照常走出家门，却看见一件怪事：上海的街头，竟然出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这里一幅、那里一幅，从层层迭迭高高矮矮的楼顶上冒出来，旗布在风里虎虎飞舞。

“今天什么日子？”

他对自己说，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自从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日本全面占领了这个城市以来，这样的旗子是早就消失了。

而且，这旗子还没有汪精卫南京政府旗子上必有的那四个字：“反共建国”

。

它是正统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