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九年的香港，你可能在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

每一个香港人都有一个故事。

那辗转流离的一代，自己历尽艰辛，但总是想方设法在动荡中找到一个给孩子避风遮雨的地方。

于是你就有像梁安妮这样的发现。

安妮是香港公关界的“大姊大”

，我问她的“来历”

；她能说的，不多，但是，慢点，父亲好像有一个日记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写的，从出生到一九四九来港，是一个完整的回顾和纪录。

安妮一夜读完，无比地震动；父亲过世二十五年之后，她才知道父亲的一生，他如何亲身经历抗战中的桂林大轰炸，他如何飞越喜马拉雅山参与了中国远征军的对日战争。

在香港，程介明这样的孩子长大，成为有名的教育理论专家，但是他清楚地记得“流离”

的感觉。

即使年纪很小，他看得出父亲在为养家挣扎，他记得，父亲终于找到工作，第一天工资是七分钱。

房子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换一个学校。

而房子，总是愈搬愈小，愈住愈远，上学的路，愈走愈长。

我和程爸爸说话，谈他的一九四九。

老人家讲到当年的艰辛，稍稍顿了一下，说，“介明这孩子很小就懂事，很体贴。”

小孩子懂事、体贴，其实就是苦难让人早熟的意思吧。

程爸爸语气中充满心疼。

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记得一个小阁楼，在一个狭窄的“士多”

（store）小店铺上面，全家人就挤在这样一个无法动弹的阁楼里。

后来生活实在太困难了，母亲只好带着小妹重新回到当初离开的大陆老家，因为那里生活开支比较小；相依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现实拆散。

立之的父亲，在“保险公司上班”

，其实就是“失业”

的意思。

“那，父亲本来做什么呢？”

我问立之。

他犹疑了一下，说，“原来家境极好，父亲的毛笔小楷在浙江杭州很有名，所以蒋介石一九四八年修的家谱是他亲手抄写的。”

我飞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像小学生一样坐在一群皓首穷经的历史学家后面，看刚刚开放的蒋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日记。

极端重视家谱的蒋介石，在东北和徐蚌会战最惨烈、国事蜩螗的时候，仍旧在日记中不断追踪家谱修谱进度；徐立之父亲的名字，真的在日记里出现。

所以在四九年后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龙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浅水湾的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

再怎么穷，水和沙是上帝送的。

这个“士多”

小阁楼上长大的孩子，也上了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分子遗传学家，回到香港来，做了香港大学校长。

二零零九年了，上环老区还是有些小阁楼，就在狭窄的“士多”

上；每次经过，我还忍不住多看两眼，想起钱穆在一九四九年为新亚书院所写的校歌：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