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拒绝任命的理由，白居易在《诏授同州刺史病不赴任因咏所怀》诗中自述：“同州慵不去，此意复谁知。

诚爱俸钱厚，其如身力衰。

可怜病判案，何似醉吟诗。

劳逸悬相远，行藏决不疑。

徒烦人劝谏，只合自寻思。

白发来无限，青山去有期。

野心惟怕闹，家口莫愁饥。

卖却新昌宅，聊充送老资。”

白居易当时确实患有痛风足疾，已经无法承担太重的工作任务。

更重要的是，白居易名望太高，李、郑二人不愿与之为敌，再加上当时入居相位的舒元舆、贾餗均与白居易相善，于是，二人顺水推舟，不但认同了白居易拒绝的理由，还非常体谅他，改任太子少傅，依旧分司东都。

太子少傅是正二品官，已经可谓位极人臣。

白居易冒险抗旨，不但没有受到责备，反而因以升官，世事难料，他本人也感到意外。

白居易拒绝赴任是非常明智的。

就在一个多月之后，李训、郑注发动了旨在诛灭以仇士良为首的专权宦官集团的“甘露之变”

，但事起仓促，甚至没有得到唐文宗的积极配合，行动失败，李训、郑注被杀。

宰相舒元舆、贾餗、王涯亦被族诛，更连累诸多公卿、士大夫、乃至平民家庭，被宦官指挥的神策军血洗。

长安一时陷入一片恐怖。

如果白居易与李训、郑注扯上瓜葛，后果不堪设想。

李训、郑注在政治舞台上消失后，牛李两党人士迅速复出，填补了这一权力真空。

这一时期，唐文宗受到宦官势力的极度压抑，已经无法在党争中起到制衡的作用，使得两党之争进一步趋入几乎失控的白热化阶段。

太子少傅是白居易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也是他所当过的品级最高的官位。

直到七十五岁去世，白居易都在洛阳过着逍遥自在的留司官生活。

开成三年（838年），已任职太子分司的刘禹锡，与任太子少傅的白居易在洛阳相聚。

两位好友，政治上都遭冷遇，一生未得施展抱负，此时都已将近七十岁，聚会之际，感触良多。

白居易写了一首《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诗：“少时犹不忧生计，老后谁能惜酒钱？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

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

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诗题简单，就是直陈其事。

“梦得”

是刘禹锡的字，白居易与刘禹锡沽酒闲饮，并且约了下次相聚的时间。

当然，诗题中说闲，其实是无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