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嫚脸上是一个天使的微笑。

何小嫚在精神科住院的几年，就一直带着这样的天使微笑，无忧无虑的，亲和善意的，似乎对自己被拘禁在极有限的活动空间，每天一把一把地吞食药片毫无意见。

也似乎精神科就是她的天堂。

住进医院的第五天，医院那位年轻的政治部主任来了，对于他，何小嫚神态中没有任何记忆的痕迹。

就像对她的母亲，她既不表示亲熟，也不显得陌生。

年轻的政治部主任是带着噩耗来的，但他见到何小嫚之后，把裤带里的电报又摁了回去。

电报告诉小嫚，她新婚不久的丈夫牺牲了。

小嫚知道丈夫牺牲是一年多之后。

那时她的病情稍微好转。

消息是由她的主治大夫转告的，因为烈士遗物、存款以及抚恤金之类，一堆表格，需要烈士遗孀签字。

没有小嫚的签字，烈士在老家的父母无法享受儿子以生命给他们换取的微薄好处。

主治大夫是小嫚最信赖的人，当他把发生在一年多前的噩耗告诉小嫚时，小嫚接受得很平静。

大夫怀疑她是否听懂了，但第二天他确信她懂了，因为在她的病床边，放着一张二寸照片，还在漱口缸子里插了一把草地上采来的金黄色野花：那种除草剂都除不净的蒲公英花。

二寸的结婚照上，小嫚和丈夫似乎还生疏，笑容都有些不好意思。

那个曾经受过小嫚护理的排长，黑瘦的脸，眼睛很亮，但眼神呆板。

小嫚曾经过失望的沧海，遇见第一个岛屿，就登陆了。

我调到北京之后的第六年，一天，我那间兼做卧室、客厅、饭厅、创作室的房门被人轻轻叩响。

打开门，来客竟是林丁丁。

丁丁穿着军裤，上衣是件红格子外套，脑门光光的，细细一根马尾辫显得跟她年龄身份不符，那轻微的谢顶要由这揪得太紧的马尾负责。

她的样子变了很多，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她。

她笑笑，尖酸地说，现在是大作家了嘛，都把她小老百姓给忘了。

她走进来，打量着由于淤塞太多书而歪斜的书柜，又去看写字台，只有两个胳膊肘的空间，左右都堆着纸张，大摞的手稿埋在薄薄的灰尘下，我看起来像是被全体老百姓们忘了。

她浏览着说，听人说我出了两本书，还得了什么奖，想来看看我能不能把她的故事也写写。

我心想，她这么得劲的人，还会有故事？最精彩的故事该是刘峰那一段，偏偏她就那样让它断掉了。

我拿起盘子和碗，楼下就是食堂，午饭的味道都飘上楼来。

我问她是否愿意跟我去食堂，因为好菜去晚了就没份儿了。

丁丁既没有嫁给摄影干事，也没有嫁给内科医生，最后还是姨妈做的大媒，嫁到了北京。

丁丁丈夫是军事科学院的研究生，公公是个前国民党少将，现任某兵种副司令，海外关系很多。

到丁丁出嫁前夕，海外关系加入了优越女孩择偶的条件。

在食堂我跟丁丁开玩笑，说她首长小灶吃惯了，我们这种基层军官食堂的饭食，她会难以下咽。

她笑笑。

排队到我们了，我指着菜单黑板，问她想吃什么。

她马虎地看一眼，说有辣的就行。

多年前见辣的就要哭的丁丁，出了川之后，无辣不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