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碰到他手的刹那，我明白了，那手是假肢。

那只曾经摸过丁丁脊梁的手，被丢在了战场上。

我跟他就在街边站着说话。

我们不经意地谈着上前线的事。

我们不说“上前线”

，只说“上去”

；我们各自是哪月哪天“上去”

的。

我告诉他我其实不算“上去”

了，最远“上”

到包扎所采访伤员。

他问我去的是哪个包扎所，我说就是何小嫚的那个三所，但是没见到小嫚，因为她跟医疗队上第一线了。

刘峰此刻说，可见当时医护人员太欠缺，连何小嫚这样瘦小的女兵都上前线了。

我说小嫚是五份申请书把她自己送上前线的。

刘峰摇摇头，说要是人员足够的话，十份申请书也不会让她上去。

全是吃了那个亏，没人救护，何小嫚的丈夫才牺牲的。

“你还不知道吧？何小嫚病了。”

“什么病？”

刘峰说：“说是精神分裂症。”

我问是不是因为她丈夫的牺牲。

刘峰说何小嫚被送到他们医院精神科的时候，还不知道她丈夫牺牲了。

“那她怎么了？怎么就分裂了呢？”

刘峰说他也不太清楚。

只听说她扛着一个伤员扛了十几里地，成了英雄事迹主人公，戴着大红花到处做报告。

她是戴着大红花给送进精神科的。

我跟刘峰在大街上分手之后，我手心一直留着抓握假肢的感觉。

大夏天里，那种冷的，硬的，廉价的胶皮感觉留在我的手上，在我掌心上留了一块灼伤。

我不止一次地写何小嫚这个人物，但从来没有写好过。

这一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写好她。

我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吧。

我照例给起个新名字，叫她何小嫚。

小嫚，小嫚，我在电脑键盘上敲了这个名字，才敲到第二遍，电脑就记住了。

反正她叫什么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