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屏暂时是等不来法国的特使，因为新上任的总理爱德华?达拉第把天津领事莱皮斯尔和驻华大使韦礼德全部叫回国述职，以便他能清楚英美传闻的神奇杰克是怎么回事，还有这两人在英美两国获得大量黄金时，到底做了什么事。

法国对于全球经济大恐慌，如同他们对其他事一样，反应总是慢半拍。

不过法国迟至1931年4月才受到大萧条影响，是因为1929年总理雷蒙?普恩加莱运用多管齐下的经济改革，包括施行金本位制改革遏止法郎无量下跌，对资本收入加税，和政府本身财政紧缩…等等政策让社会大众，尤其是资本家恢復对法国经济信心，再加上大量的社会福利保障计画，让本来极度不满的基层民眾受到安抚，甚至在英美同时发生股灾，造成大恐慌的时候，法国政府还创造了史称「普恩加莱繁荣」的财政大盈馀，被当时的经济学家誉为资本主义体制崩溃下的绿洲。

但当1931年全球性萧条开始衝击法国，虽然缓慢，但刚刚恢復货币信心的法国并没有办法如同英美一样透过赤字与货币贬值等方式来摆脱失业率攀升和出口大幅衰退。

法国政府採取的最保守的进一步财政紧缩，期望减少公共支出来度过难关，没多久紧缩政策產生的后遗症开始浮上檯面，政府支出锐减和外销大幅衰退同时并行之下，开始导致基础工业、製造业和纺织业…等轻重工业订单下滑，钢铁业甚至减產一半以上，失业率逐渐攀升，税收大幅衰减，政府原本想樽节以度过难关，却反而因为税收不足而连年赤字。

法国大萧条来得慢去得也慢，而且逐渐不输英美的惨况，以至于法国自1932年起连换五起内阁都束手无策。

而现任总理爱德华?达拉第于1933年1月31日才上任，即为第五位总理。

达拉第虽然属于激进社会党，但本人既不激进也不社会，更不够强势，甚至经常自我怀疑。

也就是他这个个性，导致他第三次担任首相时，面临纳粹德国的入侵，即便议会赋予他极大的权威，他依然不敢果断决策，致使法国陷入一片混乱。

法国第三共和的总统权力相当小，加上现任总统阿尔贝·勒布伦更是个谨小慎微的人，只想着如何在三年后连任，虽然和达拉第同样属于右派联盟，但勒布伦是联盟当中的「民主联盟」这个小政党，并非达拉第的激进社会党，况且激进社会党正在分裂成激进社会党和激进共和党，分属左右两个阵营。

勒布伦更乐的以总统超然的地位维系自己的声望。

所以他的任期内，左右派内阁上下不停更迭，但他仍以好总统我自为之，管他内阁东西南北风的议长中立心态，做好名义上的国家领袖。

（勒布伦真的曾在1931-1932当过一年的国会议长，深得个中三昧真諦。

）

所以当家做主的达拉第发现英美都在大力拉拢一名华裔富商，并且这名富商提供了相当多的黄金与英美政府交易，他第一个反应不是像德国一样大力加码，而是认为其中有什么他不了解的情况吗？于是他第一个动作就是同时召回天津领事和驻华大使回来询问，并共商对策，这一来一往起码得要一个多月，所以王绍屏暂时得不到法国任何反应，不论是友善或是敌对的态度。

说到真正在友善和敌对徘徊的国家还不是法国，法国是还没搞清楚状况。

而已经知道很多情报，却迟迟无法下定决心的是日本。

尤其当国府内部有关王绍屏协助东北空军成立航空教导团的文件放在关东军、驻屯军，甚至日本东京大本营参谋本部时，日本顿时陷入疯狂的争吵中。

关东军以土肥原贤二为首，主张先行了解事实真相，再做出反应，甚至倾向与王绍屏做利益交换，而非正式变为敌对立场。

驻屯军的情报官专田盛寿少佐是土肥原贤二以前的助手，最初他也是採取类似的立场，直到他到山东一探究竟之后，才转变立场，变成比石原莞尔研究派还激进的提防派。

上一次发生有关与王绍屏是否来往的争端时，陆军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先后视察满州，错过了这项争论。

但现在东京大本营海陆军对这件事两方面的意见却很一致：「无论这个富商有什么本事，大日本帝国还是照自己的路线来走。

」因为他们都不相信一个南洋富商能够单独对抗大日本皇军，而且他们也不相信陷入全球经济大恐慌的英美列强会在这个时候协助中国对抗日本，除非他们不想再依赖日本在亚洲阻挡苏联的扩张。

因此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依然按照歷史上发生的日期，在1933年2月4日上奏，提出热河作战计画，完全忽视这次情报的重要性，而裕仁天皇也依照歷史的惯性批准了这项计画。

此时，热河大战已经迫在眉梢。

于是关东军为了稳妥起见，在2月6日即派土肥原贤二前往北平探视张学良，一探东北军虚实，并伺机窥探航空教导团的驻扎地，及装备、训练、士气…等等状况。

并将于2月11日再前往天津会晤于学忠，了解驻华北最强东北军的实力概况。

土肥原贤二打算平津的事情都忙完，对事情有全盘了解之后，再亲身前往山东与王绍屏交涉。

在此之前，土肥原贤二派出他的之前的得力助手，现任驻屯军情报课课长专田盛寿前往山东，趁着祝贺王绍屏元宵节的藉口，寻找已经潜伏一周的南云造子，先行了解当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