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宰相的称谓一直在变，甚至洪武时曾一度废除宰相，但宰相的实际作用对于帝国来说却不可或缺。

宰相的废置与否都不能改变宰相作为帝国中枢的这一实际作用和本质的延续和沿袭。

宰相作为一个官职，对于帝国来说举足轻重，汉朝名相陈平论说宰相&ot;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抚万民、明庶物；外镇四夷诸侯，内使卿大夫各尽职务&ot;。

朝廷内外的大事小情都归宰相管辖，可见其权势是非常大的。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此言形容宰相毫不为虚。

宰相的所作所为关乎帝国的兴衰。

小则影响其当政时的内外决策利益得失，大则影响帝国的历史命运兴衰荣辱，甚至一朝为相，却影响深巨，足以改变历史进程和前进方向，如商鞅为秦国丞相时实行变法，不仅强盛了秦国，而且其所创立的制度规范，还为二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提供了雏形，后世所沿袭的很多制度都是商鞅首创的。

宰相的地位如此重要，对它的评价也应该是中肯和客观的。

评价宰相其人其事，不能单独论以忠奸，宜综合考量宰相所处的时代和政治背景。

宰相的非正常死亡，其悲剧的发生往往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

时代的局限性，政治制度的弊病，以及个人自身的特性和矛盾，都是促使宰相非正常死亡的诱因。

当然，自作孽，不可活。

对于因丧失人格，违背良心，想利用宰相的权限谋一己之私的宰相的非正常死亡，应属大快人心之列，即使这样，事件本身也不仅仅是罪有应得那么简单，它也存在不可违逆的必然性，个人因素只不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已。

中国拥有长达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其中最鲜明的一条斗争线索是围绕君权和相劝而展开的。

两千年的浩瀚岁月中，君权和相权的斗争一刻也未停息，有时甚至愈演愈烈，达到白炽化的境地。

作为皇帝，离不开宰相辅佐他处理政事，但是却担心赋予宰相的权力过大危胁自身的统治，因此要对宰相的权力进行各式各样的限制和削弱，例如分割相权、虚化相权等等。

不过说一千道一万，到底皇帝还是不能没有宰相的辅助，通俗地讲，帝国的事物繁复巨大，只凭皇帝一人的才干和勤于政务，恐怕浑身是铁也吃不消。

于是，皇帝和宰相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当中：皇帝赋予宰相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当宰相权力过大危及君权的时候，皇帝就把宰相拉下马，再起炉灶。

皇帝和宰相就在这样的怪圈中争斗轮回。

互有强弱，但大多的时候还是宰相处于下风的。

到了大明帝国朱元璋作皇帝的时候，怪圈的作用力达到了顶峰。

朱元璋为了维护君主专制的权力，在&ot;胡惟庸案&ot;发生后，废除了延续一千五百年的宰相制度，设立司礼太监，借以抵消内阁的权力，互为掣肘。

但不要以为君权和相权之间矛盾就此得到了解决，恐怕天不遂朱元璋所愿。

君权和相权的斗争就像牛皮癣这样的顽疾一样，附着在君主专制政体的皮肤上，无法治愈。

只要君主独裁专制的制度依据尚在，君权和相权的矛盾就会一再活跃，有所不同的就是过去叫宰相，之后换作诸如内阁首辅、次辅、大学士、军机大臣等等称谓的替代品。

君权和相权的矛盾是导致宰相非正常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